史卫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人民性是毛泽东财政思想最鲜明的底色。毛泽东提出：“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财政思想也正是坚持这样的原则。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重点对此前苏区财经工作做系统的总结。讲到财政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维埃政府处在全国范围内的较小部分，而且都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很多人都无法想象苏区的财政出路在什么地方，但事实是这里的财政工作却做得很好。与之相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但为何反而落到民穷财尽要破产的地步？毛泽东用这样强烈的对比为大家揭示了共产党财政工作成功的密码，那就是一切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提出财政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出发点来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毛泽东还提出，要领导人民兴办合作社，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税制建设上改变过去将负担强加于工农劳苦群众身上的做法，采取统一的累进税制，土地税按照占有土地产量、商业税按照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实行累进税率。货币政策方面，他强调发行钞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财政的使用上，强调要坚持节省的方针。财政政策上，提出要做“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提出要用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善群众的生活。这样就构建起一个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的财政框架，并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也遭遇很大困难。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要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他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绝不能承袭。”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发起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机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通过组织生产来解决基本供给需要，减轻人民负担。他还开辟了一片地，亲自种菜。在财政最困难时期，毛泽东仍没有忘记人民的困难，他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提出财政工作第一位是“予”，第二位才是“取”。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再次提出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为什么却造成国土沦陷、财政经济危机、各阶层人民生活痛苦达于极点？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为什么却能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屹立不倒，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并且一天一天发展，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他通过对比，向中国人民展示了两条道路下财政政策的不同状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财政的先进性，向人民描述了新中国通过财政政策发展工业、改善人民生活、发展人民教育卫生事业的美好画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预算就直接体现了人民财政的思想。1950年的国家预算安排，虽然战争还在继续，军事费支出仍占到41.1%，但经济建设经费达到25.5%，科教文卫事业费占到11.1%。而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用于发展国家生产、国民教育和保健事业的支出已经被军费挤压到2%—3%。面对当时中国经济文化落后，文盲多、医疗条件差的现实，毛泽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努力扩大公益事业机构的建设，另一方面也采取多种措施来补课，如采取依靠群众组织多方协力推广扫除文盲活动等。他还提出了赤脚医生理论，在当时的财政困难情况下通过“养得起”的赤脚医生来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逐步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保障人民的健康，开启了“人的现代化”。
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的五大提出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目标。这就给红色政权的财政工作提出了两重任务，既要推翻旧政权，废除苛捐杂税，为人民提供必要的福利，又要完成落后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实现的工业化任务。这也给党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例如，如何在政治革命统率下完成变革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如何利用新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何补解放落后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的课？
毛泽东在根据地财政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理论。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在革命战争年代，“大仁政”是保障供给，支持抗战，只有打败敌人，人民才有好日子，这是“大仁政”。“小仁政”就是改善人民当前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提出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的理论，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推动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时也保障了供给，从而实现了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统一。毛泽东指出要反对单纯的“仁政”思想，要统筹兼顾人民的长期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仁政”是实现工业化，最初是建设重工业，加快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小仁政”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人民的当前利益，也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与人民利益的关系、财政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结构中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人民的长期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不断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财政
毛泽东的人民财政思想不仅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还将财政工作建立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正是人民赋予了人民财政无穷的力量。
毛泽东早在求学时代就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和民心的力量，写下了“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人民联合起来的力量。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用最朴实的语言写下：“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毛泽东在根据地财政工作中高度重视人民的力量。他要求关心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对于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曾号召共产党人：“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挽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正是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财政的思想，发动了群众，调动了群众的积极因素，有效激发了财政的力量。在根据地建设中，广大人民积极投入到生产中，积极购买公债支援革命。在根据地，还出现了退还公债票的热潮，不要政府还本，要将这些款项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充分反映了广大群众拥护革命、视革命战争为自己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同样，财政最深厚的根源也存在于民众之中。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解放战争期间，广大的人民靠肩挑背扛、小车推送保障了前线供给。陈毅元帅曾深情并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样的奇观，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不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毛泽东财政思想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围绕着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积极增产节约，节衣缩食，为现代化建设积累资金，为实现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完整工业及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的财政思想，凝聚了民心，爆发出了极大的资源统筹和整合能力，表现出了盎然生机与蓬勃活力。
（史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委会秘书长）